在語言所唸書，除了固定的田野調查課以外，還有許多計畫或課程，也需要採語料。咋聽之下，好像語言所採語料，和歷史所、人類所等做田野，是同一回事……

在語言所唸書，除了固定的田野調查課以外，還有許多計畫或課程，也需要採語料。咋聽之下，好像語言所採語料，和歷史所、人類所等做田野，是同一回事。我不清楚他們的做法，不過似乎他們的時間要長一點，寫論文時常聽說一蹲就是兩個月。那採語料是什麼回事？像採果子那樣嗎？到一塊結實纍纍的地，選一些喜歡的、需要的、或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(像是果樹比較近啦、喜歡吃蘋果不喜歡吃梨子等)，到不同的山區找不同的樹。咋聽之下，好像就是這麼回事，只是我們離開漁獵社會也好一段時間了，在我看來，採語料更像種田。

想像這樣一個場景：我外公年紀大了，兒孫為了孝順(?)他，接他來台北就近照顧，於是耕種、除草、收割、曬穀、做柿餅、醃菜脯、做茶餅、曬老柚子等等在鄉下做的事情，來台北後就不做了，但是長年的勞動習慣，老人家換成每天繞街頭巷尾好幾圈，滿足活動活動的需求。他的兒子輩(i.e.我舅舅)從小在都市打拚，早已經都市化了，這些農事他們不會做、或忘了怎麼做，反正生疏了，就算要撿起來比起孫子輩(i.e.我和表哥表姊們)要快得多，但是壓根他們也不想這樣做。畢竟有空多賺點錢，用都市人的方法勞動、消遣，是他們習慣也(曾經)嚮往的。

如果說，哪天我突然意識到這樣下去不得了，外公如果過去了，這些農業知識就跟著過去了，於是我邊學客家話，邊把外公拖回鄉下去，邊學習這些做活，再和他從前的鄰居打好關係。那麼，這就是個恢復傳統的感人故事，而不是我們要講的故事。

如果說，哪天教授們意識到這樣下去不得了，於是成立了「農家技術研究所」，然後招了一些有點興趣的學生，除了每週 50 頁的原文書外，還要去做田野，偶爾再從國科會接些《新竹山區客家茶仔餅的研究》，那麼這就是我們的故事。

想像，這些學生要怎麼進行田野工作。首先，連農具都拿不起來的學生，研一下的時候，在教授的帶領下，進駐聯絡好的某個鄉村，住上五天，進行田野調查。當然，學生也不是被嚇大的，他們去之前就先讀過怎麼使用農具、各地區習慣的調查、農閒時候做些什麼等等，並請了兩位農夫到課堂上來，幫大家講講課，順便到所上的小植物園去示範翻土、除草等。滿懷希望的心情到了鄉下，學生們開始在牛媽媽的家調查農務，教授說，今年的(國科會)重點在茶仔餅要怎麼做才好用，不過沒關係，提一提就可以了，先熟悉鄉下的環境和農具的重量，別的可以下山後再繼續。

於是每天三回，每回三小時，學生們和牛媽媽請來的幾位農夫一起研究，好學的人多問些茶仔餅的事情(不過有時候還真聽不懂)，另一些人對農村文化比較有興趣，就浪費一些時間在這上面，反正三小時一千元是所上出的，要問什麼都可以。

五天過後，一行人浩浩蕩蕩下山了，農村比較重感情，當然會說些惜別的話，晚上也會吃些「觀光農場」的特別料理等等。然後，回台北後，大家就此再見。

你會說這樣不盡情理。好吧，有些好學生會再回去，只是因為牛媽媽開的是觀光農場，去白吃白喝不消費總不好意思吧？於是好學生就會等計畫撥款下來，再回去；只是教授有時候會有意見，特別是有時候等級差太多學不來、或牛媽媽收費太貴、或教授覺得還是先在植物園練習好，不然上山太花錢等等，最後，大部份的人還是留在台北，趕完期末報告，然後過個愉快或不愉快的暑假。

當然，暑假是農忙時期，好學生過去幫倒忙是會被白眼的。所以不管好學生壞學生，暑假都在做自己的事。

時光荏苒，轉眼就研二了，教授今年接了《苦柚餅》的計畫，《茶仔餅》的計畫進入第三年要結案了。於是好學生又接下學習製做苦柚餅的工作，繼續課程……。

接下來我們再講詳細一點。學生們怎麼做田野？平常邀認識的農夫到所上的植物園(因為他們要坐公車來，所以三小時一千五)，都在做些什麼？

因為去鄉下很遠，坐車要很久，學生們不可能常常去的，但是要研究的事情實在太多了，所以平常所上有幾位「特約農夫」，每星期來一次，在植物園裡或空教室，傳授他們的知識。只是，因為國科會有計畫，還有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沒準備題目的話，農夫是很會聊天的，一不小心三小時就過去了，時間很寶貴(?)，當然先準備好問題。

「老師(要尊敬有知識的人)請問一下，上次我們說鋤草要反面鋤、從前面往後比較好，只是我不太懂……」

「你說除草？嗯…你拿鐮刀來除給我看看對不對，我再告訴你。」

「不是…老師我是說拿鋤頭鋤草，我鋤給你看。」

「嗯，不對，不是這樣，應該是……(開始示範)」

三小時後，學生做完滿滿的筆記，回去整理整理用 Word 檔寄給同學和教授，因為教授一方面要盯同學的進度，一方面他自己以前也研究過鋤頭的特性，可以順便看看未來的論文有什麼可以補充的。

幾個星期後，學生們都知道鋤草要怎麼做了，不會的話反正可以看筆記，用功的人，下課十分鐘還可以去植物園動動筋骨，於是題目進行到「油桐仔」。

「老師，請問一下油桐仔真的滿山趴趴跌嗎？」

讀過之前的 paper，好學生這樣問。我們不需要再寫一遍對話，因為其實田野調查沒什麼太深的技巧，只要農夫說到一些重點和你不了解的地方，就要夠機靈，或許某個手勢是因為文化因素(「文化農技學」)、或許是因為生理限制(「神經農技學」)、或許是因為風俗習慣(「社會農技學」)、或許是因為大自然的限制(「農技方法」)。總之，每個人依他有興趣的學科，問一些相關的問題。

當然，學生們平常作業很多的，不可能常常練習，而且所立植物園就這麼小一方土地，練也練不出什麼名堂來。只是農夫們還是很高興，一方面，好像自己的農藝受到重視了；二方面，這些學生們還是能種點東西出來；三方面，再沒人學就要失傳了，有些具有傳承意識的農夫，對有人願意保存傳統文化，還是很高興的。

兩年過後，論文出來了，好學生的農技還是鴉鴉烏，鋤頭還是拿不好，不過他現在知道柿餅去哪買比較好吃，偶爾也用用苦茶仔餅洗頭。接著他考慮到美國留學，或許該唸唸「文化農技學」比較好。接著到博士、回來教書，他要學的農技愈來愈多，只是練習的時間卻愈來愈少，還好，有學生可以收集資料，如果有哪裡有問題或新發現(比方說「六堆柿餅的獨門密方」)，憑著豐富的經驗，好學生變成的好教授也可以馬上發覺，然後再生一篇論文。沒辦法，每學期都要交論文，還有新的國科會計畫要接……。在此同時，不這麼好的學生因為自覺能力有限，就跑去公司上班了，偶爾，他還會跑去農場渡個假，畢竟大家都認識了，而且上班有收入，吃盤鹿肉炒學菜，幾百塊錢很值得。

我們再回到牛媽媽的觀光農場。到鄉下五天，不論學生或教授都很興奮，畢竟在台北有看不完的論文、每週一次學習技術，台北的交通和空氣也受夠了。「喲～怎麼會有這些學生要來學種田？」雖然學生一開口，問的就是很難的技術(「老師，能不能示範一次南瓜和絲瓜接枝？」)只是看他們學得很認真，還抄筆記，還重做一次給農夫們看，請他們糾正動作，於是大家都很高興。

「你們比我們的小孩還要認真，他們都做不了那麼好。」有人鼓勵說。

「反正 WTO 以後農夫都死翹翹了，你們還學這些幹嘛？」悲觀的人說。

不過這樣五天，問題、攝影、錄音、採集樣本，晚上再用手提電腦整理紀錄，畢竟是有些成果的，農夫們不知道學生上山前已經在植物園裡練習一陣子了，看著他們鋤頭雖然拿得不好，但還不至於鋤到自己的腳，也覺得還不錯。

學生們的進駐，自然在鄉下造成了一股八卦風潮。葉老師在台北工作，他是特約農夫，所以下鄉自然先到他家拜訪，只是他老婆是個嫌麻煩的人，人多的時候殺雞、泡茶這些禮數還是要的，人散了就開始嘀咕：「這些學生來學種田幹嘛？他們以後又不種田，我白天沒做的事晚上還要做呢！」另一些人和學生沒有接觸，不過依他們五十年的種田經
驗，看到學生做的柿餅就搖搖頭。一些從事社區工作的老師，看到學生就賭爛：「上次那個×大民族所也來學種田，說要看看這邊有什麼不一樣，學了兩年還拜乾爸乾媽，人家不給他看的密方也被他看走，然後論文寫完人就不見了，也不知道他寫了什麼鬼東西。」當然，鄉下人重人情，閒言閒語講完就算了，如果沒多待幾天，這些話學生們
根本也聽不到。

有些人是樂觀的：「有你們這些學生，曬菜脯就不會失傳啦！我們農村就有救了。其實我們農夫的小孩都應該要學的，不然兩代三代下去，就都變都市人了。」甚至，看一些教授漸漸連鋤頭也拿不起來，他們偶爾會嘟噥兩句：「像你們教授，他懂得很多啊，從看農民曆到種西瓜都會，看你們交的報告也抓得出問題來，只是真的叫他去田裡，他又種不出東西來。」這時候學生的背脊會一陣冷，因為他們也種不出來……。

那麼，學生們在寫些什麼呢？有人的題目是《湖口大窩與新埔村的柿餅：含水量及甜度與製程的個案研究》，這是「農業技法學」的報告；《少量多次還是多量少次》，這是關於澆水的研究，使用 t-test for independent samples ；《從受基氏果蠅蟲害的芒果看果子發展歷程中人為介入的影響》，這是「植物發展學」的報告；《柿餅的吃法和各地老人病的關聯》，這是「農用學」的報告；《柿餅的吃法在各地風俗的流變》，就變成「社會農技學」的報告。《鋤田角地時看到蛇的反應》，這是「神經農技術」的報告。《自動插秧機在破碎梯田使用時的修改》是「農機學」的報告，但是因為這是工學院做的事情，農學院的人比較不熟悉，所以教授會建議換個題目。當然，我們知道雖然各地品種有異，氣候也各不相同，只是大凡世界的植物，都有universal (世界共通) 的特性，所以報告最好用英文寫，這樣才可以投期刊，和世界上其他農技學家共同切磋。

這也是為什麼從事社區工作的老師看不到成果了：要嘛是英文的，要嘛裡面寫了一些不好的話，像是「建議採用古教授(1999b:132)的做法，封蓋前不要把生醬酒加進豉汁裡……」，可是他蹲點的地方，傳統上要先加醬油，他可能怕傷害人民的感情，索性把論文放進圖書館裡。

有時候，年底計畫會有結餘，不用掉就要繳回，這真是太可惜了。於是教授會贊助幾個有修課的學生，送他們下鄉，一方面解決他們研究時遇到的問題，一方面可以幫教授收集點資料。於是，教授聯絡好一位特約農夫的姊姊，她在鄉下種田的，還可以幫忙再找幾個不同專長的農夫來(「你知道，有的人比較會教，有的人因為種太久了，不知道我們學起來很吃力，所以要多問幾個人」，教授這樣說。) 只是因為學生要請假，所以時間不能拉太長，第一天下去安頓好，就要做一次，第二天可以做三次，每次三小時，第三天回台北前可以再做一次，需要double-check 的部份可以回來再請特約農夫幫忙。於是每個學生到不同的村落裡去，帶足器材與經費，收集比教授預期要少一些些的資料，再回到台北。

只是，鄉下人的看法很不一樣。那個農村的姊姊因為常招待台北來的教授和學生，所以很習慣他們來了就待在三合院裡問問題，何況現在加入 WTO ，一斤米賣不到 16 元，成本就要 23 元，問三個小時賺一千，也算是夠好賺了。壞學生心想：「在光華商場賣大補都不見得這麼好賺」；好學生卻想：「還不如科士德前面賣雞蛋糕的，他一定超過這個數目。」不過不管怎麼想，即使鄉下很重人情味，即使大家還來不及認識他們，他們就已經問完走掉了，該做的事還是要做，該花的錢還是得花。

以史為鑑常常是有用的，不過農學院不是文學院，何況農技所採用了「科學的方法」進行「可驗證的研究」，學生們很少知道過去的事情。其實日據時代就已經做一樣的事、用一樣的方法。日本殖民長官陪著學者，到警備線邊的頭目家裡，請他請一些村落的小頭目過來，然後學者問些問題，勤做記錄，再給他們一些費用。現在沒有獵人頭的危險，所以我們直接到觀光農場，請主人請一些村落的老農夫過來，然後問些問題，勤做記錄，再給他們一些費用。當然，日據時代留下了一些珍貴史料，雖然我們看不懂日文；我們也留下一些珍貴史料，等WTO 把農業消滅之後，我們的報告就變成珍貴紀錄。

不過學種田就像採語料。不管農業消滅了以後，這些研究還有沒有意義，也不管某族滅族之後，這些研究還有沒有意義，學生們終究不會種田，畢竟到鄉下住五年就學會的事情，是不能拿來交換學位的；學生們也終究不會講原住民語。教授說：研究所畢竟還是要學術為本的，所以編字典不能拿學位，整理口傳故事不能拿學位。

所以，當有位教授浩浩蕩蕩帶著十來位學者，進駐某村某戶人家，然後說「對啦，韭菜就是這樣種的沒錯」，而不管農夫怎麼抗議時，實在也不足為奇。畢竟制定農業法的是這位大師，他要規定韭菜怎麼種，以後就這麼種了。

(第一回初稿)